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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赔钱减刑”刑事和解实践的思考
www.xxywls.com 】 【 2018-01-11 10:22:31 】 【来源: 77365.com

  摘 要:随着“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发展,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赔钱减刑”制度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赔钱减刑制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二者都是恢复性司法的产物,但是在适用案件范围、参与人员、适用机关上又很大区别。“赔钱减刑”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已有发展,它符合司法发展趋势,对受害人救济起到积极作用,均衡人权的保障。本文试从“赔钱减刑”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赔钱金额范围以及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这几个方面初步构建“赔钱减刑”制度。
  
  关键字:赔钱减刑;恢复性司法;宽严相济
  
  近几年,在广东、北京、四川等地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出现了对民事部分的调节,并对作出经济赔偿部分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就是民间常说的“赔钱减刑”。作为一种在法律条文上未作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审判实务中转化为打击犯罪与人性保护的操作方式得到应用。这类审判实践通过一定程度上刑民互补的改良理论,与后期缓刑制度配套,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逐步引向深入。
  
  这类案件一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反对者多认为这样损害了司法公正,会造成有钱人不惧犯罪,只要花钱就可以免于处罚,这和“花钱买刑”没区别。支持者多认为这一做法符合恢复性司法模式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有助于解决“执行难”和受害人救济的问题。针对这些,本文对“赔钱减刑”制度作出详细概述。
  
  一、“赔钱减刑”制度的概述
  
  (一)“赔钱”与“减刑”一般认识不定。
  
  近年来我国刑事制度不断更新与改革,刑事司法也由“报复性司法”的处罚模式向“恢复性司法”模式转变。恢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在这一大背景下,“赔钱减刑”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我们普遍认为“赔钱减刑”制度是将民事赔偿与刑罚具体执行有机结合的一种制度。有学者认为“赔钱减刑”制度是指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在民事调解的基础上,并在征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的前提下,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的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赔钱减刑”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法院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被告人(或其家属)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或其家属)损失并取得谅解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关于“赔钱减刑”的概念,学者们对“赔钱”无异议,都认为是被告人征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但是对“减刑”的看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减刑”是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有的学者则强调“减刑”只能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从轻处罚。对于这一点,“赔钱减刑”的焦点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表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在法定裁量幅度内,把经济损失赔偿作为量刑的参考因素,依法从轻处罚。这一点从东莞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减刑”并非毫无边界的减轻量刑,而是“从轻量刑”而非“减轻量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笔者认为,“赔钱减刑”这一说法虽然目前没有被法律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随着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转变,这一类似的制度或者与其意义效果一致的制度已经开始发展。对于“赔钱减刑”(暂称赔钱减刑)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以下几点:首先,必须是在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过程中,且在法院的调节下进行;其次,被告人积极赔偿,认罪态度良好,有悔罪表现;再次,法院征求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见,被害人及其家属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如果被害人拒不原谅,也不能从轻处罚;最后,如果被告人的罪行社会影响恶劣,即使赔钱也不能获得减刑。
  
  (二)赔钱减刑于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区别。
  
  新刑诉法的一大特点是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纳入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根据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不少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赔钱减刑”制度,但是笔者认为,此二者虽然都是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的产物,但是二者还是存在区别。
  
  第一,适用案件范围不同。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邻里纠纷、亲戚家务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但是从东莞中级法院等适用赔钱减刑的法院司法实践来看,赔钱减刑适用案件范围没有限制,只要不是社会影响恶劣的,并且需要进行附带民事赔偿的犯罪案件在满足其他条件后都可以适用。例如,东莞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王某等抢劫并致被害人蔡某死亡案中,经过调解,对被告人王×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审判由可能的死刑到最终的死缓。
  
  第二,参与人员不同。刑事和解参与人应当包括以下人员:(1)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委托代理人,近亲属;(2)加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委托代理人,近亲属;(3)加害人就读学校的教师或工作单位的代表,或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的代表;(4)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5)人民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派出的监督员;(6)经被害人及加害人双方同意参加和解的其他人员。而赔钱减刑参与人员只包括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被告人及其家属,还有法官。因此法官在两种制度扮演的角色不同,在刑事和解中只是充当审查员,对和解的程序审查,但是在赔钱减刑中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即赔钱减刑必须是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
  
  第三,适用机关不同。刑事和解不仅可以在审判过程中由法院适用,也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查机关适用,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通过与行为人、被害人的沟通,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检察机关将案件不作犯罪处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对刑事责任从宽处罚。但是赔钱减刑只能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由法院适用。
  
  由此可以看出,法官的直接参与调解使赔偿减刑更具有约束力和法定效力。赔钱减刑在给予原被告双方独立地位的同时,又保护双方的权益,原告能真实表达意愿,得到赔偿,也能够避免原告“狮子大开口”的现象发生。并且赔钱减刑能适用的案件范围比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广,因此原、被告双方更乐于接受这种形式。
  
  二、我国目前对“赔钱减刑”的立法现状
  
  (一)法律、司法解释中的“赔钱减刑”。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国刑事指导思想为“少杀、慎杀”。为贯彻这一指导思想,现代司法对“以暴制暴”的报复性司法模式进行反思后,更加关注赔钱减刑、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模式。赔钱减刑适应了这种转变。
  
  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四条指出:“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该规定第五条还指出:“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条司法解释明确表明了“赔偿”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社会稳定。第一,当宽则宽。第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
  
  2008年随着两会的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给出了回应。最高法院认为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有发生,为依法及时、公正、妥善地处理这类案件,人民法院通常会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促成被告人对被害人或其家属做出合理赔偿,这有利于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化解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一规定明确表明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下,赔钱减刑制度的运用。
  
  2012 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公诉程序中当事人的和解程序,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刑事和解和赔钱减刑的区别,但刑事和解也是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修复性司法下的产物,与赔钱减刑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限定的较小,并且较为笼统和模糊,可操作性差。因此应当进一步对“赔钱减刑”的范围、条件和程序加以明确,确保全国各级司法机关适用“赔钱减刑”真正有法可依。
  
  (二)司法实践中的“赔钱减刑”。
  
  “赔钱减刑”已经被全国范围内相当数量的地方法院所采纳和推崇,其中引发媒体和公众较大关注的有东莞中级法院、北京朝阳法院、四川成都中级法院等。
  
  2005年11月1日晚9时左右,被告人王×、赖×军、周×强抢劫并致被害人蔡×生死亡。该案的发生,导致被害人一家的生活已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地,蔡的女儿也因此面临失学。东莞中级法院法官多次组织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被告人王×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人民币,原告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被告人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后,法官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并依照法律,对被告人王×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1993年11月28日下午1点左右,被告人潘洪军与同乡初耀华互相打闹时,持刀将初耀华扎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被告人潘洪军后与2006年4月8日被抓获归案,并当庭认罪,有悔罪表现,并且对由其亲属对被害人家人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2006年9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双方和解的基础上对潘洪军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从轻作出判决,判处潘洪军有期徒刑一年。
  
  2008年12月14日下午午,孙伟铭大量饮酒后驾车,致其从后面撞到与其同向行驶的比亚迪轿车尾部。其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并违章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致川AUZ872长安奔奔牌轿车内4死1重伤。2009年7月23日,成都中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上诉至省高院,二审期间孙伟铭委托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有悔罪表现,获得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并签署谅解书。2009年9月8日,省高院二审判决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判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些案件都是各地方有关赔钱减刑案件的典型案例,体现了赔钱减刑案件的一个共同点:在附带民事赔偿的过程中,被告人积极赔偿,有悔罪表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后,法官作出从轻处罚的决定。这些案例、裁判结果起初都受到大众的质疑,但是它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它们平息了很多尖锐矛盾,调解了多起标的额上亿的大案,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开创了新思路,客观上它们也推动了司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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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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